盤點｜新媒體在疫情報道中發揮的作用 - 成都廣告公司

作者：司嘉、唐國為，首發：唐言唐語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新聞媒體在傳遞信息、引導輿論、安撫民心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體因其傳播速度快、信息散發覆蓋面廣、交互性強等特點，在此次疫情報道中的影響力逐漸超越傳統媒體。

新媒體異軍突起，普通民眾在缺乏專業媒體人素養的情況下，被賦予了信息發布者的權力，這一方面可以提升疫情報道的實時性和多樣性，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權，對抗疫起到了媒體監督的良好功效；另一方面，由于新媒體傳播主體呈現多元化的特征，也導致疫情相關網絡謠言增多，引發民眾恐慌情緒。可以說，新媒體在此次抗擊疫情的過程中積極作用與消極影響并存。

一、盤點新媒體在疫情報道中發揮的積極作用

隨著新媒體的快速發展，人類社會在不知不覺中被帶人到了一個全新的新媒體環境之中。而新媒體在此次疫情的報道中，更是發揮了傳統媒體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1、最早揭露疫情，發揮預警作用

美國大眾報刊的標志性人物普利策曾這樣詮釋過新聞工作者的意義：“如果把社會比作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么新聞工作者就是站在船頭的守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審視一切，及時觀察海上的不測風云和淺灘暗礁，并發出信號。”這段話生動又準確地指出了新聞媒體監測環境、預警危機的社會功能。

新聞記者作為社會這個大海上的哨兵，要用敏銳的眼睛、靈活的耳朵和睿智的頭腦監測著潛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危險，及時發出預示和警告，保障社會這艘“大船”平安順利航行。在此次抗疫行動中新媒體就承擔了重要的預警作用，早期的知情人士正是通過微信、微博等新媒體率先公布了疫情最初的信息，也成了大眾眼中的“吹哨人”。

由于新媒體傳播的零滯性，在報道疫情過程中，比傳統媒體更好地發揮了預警和監視作用，以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并通過輿論監督使其采取有效的措施把潛在的危機消滅在萌芽的狀態之中，避免危機的升級。

2、輔助傳統媒體，傳遞疫情相關信息

在疫情全面爆發后，公眾對信息的需求非常迫切，媒體進行及時、準確、全面的信息披露和解讀，可以使公眾信息的需求得以滿足，從而增強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心理包容能力，使思想和行動趨向冷靜理智，反之如果信息披露不及時，會導致公眾對形勢的判斷模糊不清，甚至感到無所適從。如果任由公眾對信息做出盲目的選擇，則容易形成各種流言蜚語和不利的輿論導向，甚至引起大規模的社會恐慌。

2003年“非典”事件初期，由于主要新聞媒體掩飾報道，對于非典疫情及防治狀況信息披露不全，這種瞞報、漏報、不報的現象，導致公眾的知情權無法得到滿足，謠言四起，引發民眾的社會恐慌，一些地方的民眾瘋狂搶購藥品、食物，影響社會穩定，也給國家帶來了巨大損失。

此次疫情中，新媒體起到了很好的信息傳遞作用。包括中央電臺、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利用其在微博、抖音等新媒體平臺上的賬號實時發布重要消息。上述平臺的擁有千萬粉絲的重要用戶積極轉發這些消息，使公眾足不出戶就可第一時間獲得疫情相關的信息，起到了消除公眾心理恐慌，緩解社會矛盾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新媒體交互性特征，信息傳播者和受眾之間可以實時互動，因此公眾的疑問也會第一時間反饋給政府相關部門，幫助政府進行科學決策。

新媒體為政府和公眾之間搭建了溝通的橋梁。信息可以消除“不確定性”，大眾關心的信息傳遞的越及時，交流的越充分，就更有利于社會從“無序”盡快走向“有序”。

3、積極引導社會輿論，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導向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具有很強的突發性、緊迫性和不確定性。疫情爆發后，普通民眾在某種程度上都會出現一定的恐慌心理和消極行為。這個時候，媒體除了傳遞信息外，還需要進行輿論引導，幫助公眾認識和分析事件，培養公眾的心理承受力。

但傳統媒體由于其“官方”屬性，在輿論引導方面略顯僵化，這時新媒體的優勢就凸顯出來了，演藝明星、商界名人、微博“大V”、擁有眾多訂閱用戶的公眾號等“意見領袖”在此次疫情爆發后通過新媒體發布支持醫務工作者、勸誡民眾注意個人防護等信息，起到了良好的輿論引導作用，也樹立了正確的價值觀導向。

新媒體的積極參與，還可以起到緩釋輿論壓力的作用。包括微信、微博和短視頻APP在內的新媒體都設置了評論區，這就是給民眾設置了一輿論空間，讓公眾能夠將危機時期集聚的某些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得到宣泄，以此達到緩解或者消除敵對或不滿情緒的目的。新媒體在此時也扮演著重要的社會“減壓閥”角色，緩沖了部分激烈的社會情緒，維護了社會群體的正常生活和社會關系。

4、檢舉不當行為，發揮媒體揮監督作用

媒體除了具有傳遞信息、引導輿論的功效，還發揮著輿論監督的職責。傳統媒體在傳遞信息時需要層層審批和把關，而新媒體傳播的高速性，其在媒體輿論監督過程中發揮的獨特作用是傳統媒體無法匹敵的。

疫情爆發后，口罩、藥物、食物等一度遭到民眾的瘋搶，部分商家趁此大發“國難財”，哄抬物價。部分民眾將其發現的此類現象發布在新媒體上，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政府立刻出臺政策，抑制了此輪漲價風波。

對于武漢市政府部分領導、干部在疫情處置過程中的問題，包括微信、微博等新媒體更是不遺余力地予以揭露和聲討，包括不過疫情蔓延態勢，仍舊舉辦“萬人宴”“團拜會”；沒有及時進行“封城”等舉措，500萬人離開湖北，從而導致疫情向全國快速蔓延……上述問題第一時間在新媒體平臺予以揭露，起到了重要的輿論監督作用。

疫情爆發一個月有余，新媒體人又將目光轉到抗疫過程中有關部門存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官方媒體和意見領袖在微信公眾號等平臺上齊發聲，抨擊各類“形式抗疫”“填表抗疫”“宣誓抗疫”等奇葩行為。在此之后，一些地方開始采取措施整治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義。

5、關注疫情中的個體，多角度提出良性建議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發性和不可預知性帶給民眾內心極大不安全感，造成了輿論的恐慌性和盲目性傳播，從開始對于自身生命與健康的擔憂，到后來對工作、財務、各類社會關心方面的焦慮。而傳統媒體一般比較傾向于宏大的社會敘事架構，報道傾向于疫情的發展、政府的決策等方面內容，而新媒體由于其傳播主體的多樣性，云集了財經、職場、心理、大數據等方面的專業人士，從而可以給出民眾上述幾方面的專業意見。

心理學家武志紅老師的微信公眾號在疫情爆發以來發表了包括《肺炎恐慌下，如何保護自己和家人？》《疫情刷屏，我走過這4步才恢復理性》在內的多篇心理學專業文章，幫助民眾克服疫情帶來的心理焦慮、恐慌等負面情緒。

職場類公眾號“領英”發表了題為《疫情中怎么找工作？能跳槽嗎？》的文章，邀請資深HR給出疫情期間工作的專業建議；復工后，大部分企業選擇遠程辦公這一新興模式，“領英”又發表《非常時期在家上班的4點建議》的文章。

財經類公眾號“蘇寧金融研究院”發表了題為《不能好好掙錢的日子，我們最應該做的是存錢》《疫情披露后，聰明人調整了資產配置》等文章，給民眾在疫情中的個人資產管理提出了多條可行性建議。“璃語職美人”公眾號發表《放棄不必要的崩潰，你需要一份“硬核發展力”》從疫情期間個人能力提升角度給出建議。

源自中科院的互聯網大數據企業“中科聞歌”，在公眾號陣地發表了《新冠肺炎疫情趨勢分析與預測》、《掃碼！全國各省疫情實時播報，中科聞歌大數據傾力發布》等文章，提供一系列服務于疫情防控的信息化平臺，滿足民眾個性化信息獲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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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在此次疫情的信息傳播中發揮的作用遠遠不止上述六個方面。新媒體傳播主體的多元化特性，為大眾呈現出一幅“全民抗擊疫情全景圖”，如“騎行三小時捐款的80歲老黨員”“醫界四大天王”“三亞帶貨市長”……

二、新媒體在疫情報道中發揮的負面作用

在“互聯網+”時代，以微博、微信、短視頻APP為代表的新媒體平臺迅速崛起，改變了社會公眾在信息傳播中的被動地位，為社會大眾提供了一個信息傳播、觀點表達、情感交流的平臺。但在此次疫情報道中，由于輿論引導的相對滯后，新媒體高速、碎片化傳播，不可避免地造成傳播謠言、“妖魔化”疫區群眾、渲染恐慌、刻意煽情等負面效益。

1、不實報道頻出，成為謠言“傳聲筒”

在新冠肺炎疫情這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后，社會大眾渴望在第一時間了解事件真相，新媒體便捷、快速的傳播方式恰恰滿足了大眾獲取信息的需求。但由于新媒體的信息傳播者缺乏基本的新聞素養，導致各路信息在新媒體平臺不脛而走、魚龍混雜，手機、iPad等移動媒介的普及進一步簡化了上網和信息傳播的方式，使社會輿論生成和演變更加快速、復雜，許多未經證實的信息被新媒體不斷轉載、傳播。盤點此次疫情發生后，新媒體平臺上的不實報道大致可分為事件真相類、醫學知識類以及三大類。

（1）件真相類謠言

事件真相類謠言主要出現在疫情爆發的初期，大眾對于疫情的了解有限，急于獲取疫情為何爆發、致死率幾成、是否可以治愈等方面的信息。而部分新媒體人正是抓住大眾的這種心理，拋出危言聳聽的言論，博取關注。

（2）醫學知識類

在疫情這類公共事件發生后，人們對生命安全與健康本能的重視，使得他們對涉及疫情的醫學知識頗為關注。而有部分人就在新媒體平臺上借某些醫學專家之口，以科普形式來誤導媒體和群眾。事實上，這些專家可能并未說過這些話，有些則是被斷章取義、移花接木。這類謠言極易被各類新媒體平臺轉載，而普通民眾由于缺乏專業知識，無法考證而信以為真，此次疫情中發生的“搶購雙黃連事件”，正是此類謠言的典型代表。

（3）情緒宣泄類謠言

在疫情爆發后，社會大眾的情緒較為激動，短期內會出現“群體性智力下降”。在這種情況下，人的本能反應就會取代理性思考。在新冠肺炎疫情謠言中，一大部分就是由那些沖動、易怒性格特點的人群，為了宣泄個人情緒，使用夸張、煽情、敏感的信息和詞匯危言聳聽，博人眼球。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針對慈善基金會的謠言。近期，又曝出多名博主舉報韓（某）基金會的新聞。但經專業人士分析，這些人所提供的證據大多是憑空捏造的。

此外，還有不少謠言當屬“無中生有”的類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則是有人發帖舉報一個“浙BL0535”的車牌號，稱該牌照車主已確診新冠肺炎，但他不接受治療，在全國流竄，散播病毒。但此牌照經公安機關核實并無車主。

2、“妖魔化”疫區民眾，渲染“恐漢”情緒

由于湖北武漢市此次新冠肺炎的發源地，因此導致新媒體平臺上出現了不少涉及湖北武漢的極端言論，大搞地域攻擊，將疫情完全歸因于武漢群眾，大有“一桿子打死一船人”的架勢，不顧疫區群眾的心理感受，對武漢民眾進行無端的丑化與貶低，這無異于在他們的傷口上撒鹽。

雖然，湖北武漢是此次疫情的發源地，但這只是源于小部分人亂吃野味的行為造成的，而城市的大部分人是無辜的。事實上，武漢市大部分人與全國各地人民一樣，這個疫情傳播者的“鍋”不應由全體武漢人來背。在疫情發生后，武漢和武漢人民都處在輿論的漩渦中，承擔著不屬于他們的壓力與焦慮。

這種“妖魔化”疫區民眾的做法完全背離了新聞真實、客觀的標準，極易造成地域隔閡，傷了百萬武漢群眾的心。但隨著時間推移，部分主流媒體介入引導輿論，“恐漢”情緒也被“武漢加油”等聲音取代。

3、過度渲染恐慌氛圍

美國著名新聞評論家李普曼曾經提出過一個重要的傳播學概念——擬態環境。通俗地將，擬態環境是指新聞媒體為大眾所構建的一種信息環境，這個環境是虛擬的，而非真實的。但大眾往往由于缺乏一定判斷能力而誤將這種虛擬環境當成真實環境。在疫情報道的整個傳播過程中，普通大眾正是處于這種由各類媒體所搭建的虛擬信息環境中。此時，如果媒體將報道的焦點過度集中在報道死亡、渲染疾病上，極易造成受眾的恐慌心理。

而這種恐慌心理也容易被民眾“加工”后進行“二次傳播”，從而形成一種群體性恐慌，給社會安全穩定構成不利影響。

新媒體從業者在報道或轉載過程中應做到實事求是，強化風險意識的同時，注意疏解大眾對于疫情的恐慌心理，不要為了博取點擊量而可以炒作、渲染恐慌情緒。事實上，同樣一件事從不同角度切入就會呈現不同的受眾體驗，報道疫情可以是消極、悲觀的，也可以是積極、樂觀、充滿希望的，這就需要新媒體從業者秉承職業操守，準確把握信息內容的角度、尺度以及報道節奏。

4、“煽情新聞”泛濫，存在消費災難之嫌

當今社會，新媒體行業內部競爭已呈現白熱化狀態，在事件發生后各方絞盡腦汁尋找新聞切入點，而煽情類新聞或文章更容易迎合受眾當下的情感需要，滿足受眾的同情心。為贏得受眾市場，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諸如“武漢不哭”“武漢擦干眼淚”等煽情內容頻頻出現，大有消費災難之嫌。這類文章缺乏媒體人應有的客觀理性，將疫情報道變為“抹眼淚大賽”，過分渲染悲情色彩，逐漸背離了報道重點。

近年來，專注于個人小情感、小情緒的文章在新媒體平臺上泛濫，此次疫情成為這些作者進行戲劇化、表演式PK誰最煽情的“戰場”，大量渲染悲情的文字和詞匯常被拿來肆意使用，極力渲染悲情色彩，通過消費受害者的痛苦來賺取觀眾眼淚，喪失了媒體本該有的人文關懷，也忽視了受眾的心理承受能力。

三、給新媒體人的三點建議

通過復盤、總結新媒體在疫情報道中的積極、消極作用，可以說是“功大于過”的。在這里，我們也給新媒體人提出三方面改進建議，以此共勉。

1、破除各類謠言，做好信息的“把關人”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各類謠言被新媒體不斷傳播、發酵，給社會造成一定不良影響。新媒體與傳統媒體一樣，充當著著信息的“把關人”和社會“守望者”的角色，而不能成為激化社會矛盾、引發社會危機的助推器。這就要求我們新媒體從業者要具備過硬的專業素質、強烈的自律意識、責任意識和梳理引導網民輿論的能力，加強對各類疫情信息來源和內容的篩選核實，確保疫情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無害性，營造良好網絡輿論氛圍，維護正常的網絡傳播秩序，決不讓網絡媒介成為禍害社會的始作俑者，擴大疫情謠言的傳播范圍。

謠言止于智者，新媒體平臺就是要培育這種“智者”，也就是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意見領袖”，積極發掘平臺上社會名流、政府官員、衛生機構官員、醫療專家、甚至基層醫護專業人員，通過他們的聲音來破除各類謠言，利用他們的權威性、專業性和社會影響力來引導輿論，這種做法往往對謠言的控制更有效率，更令人信服。

2、注重報道平衡，緩解大眾負面情緒

在新冠肺炎疫情這類突發衛生公共事件爆發后，社會大眾難免陷入恐慌、焦躁的情緒之中。如果新媒體工作者只是被動追隨著受眾需求，受眾的恐慌就可能被媒體的報道夸大和延長，也會形成不利的社會輿論。

因此，在疫情爆發后，新媒體除了要即時向公眾提供信息外，也要積極發揮社會協調功能，配合政府做好社會心理的疏導工作，而不是將災難的恐懼擴大化。在對事件進行真實、客觀報道的同時，還要讓受眾看到積極的一面，比如政府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針對病毒的疫苗研究進展，治愈的病患情況等等。既要讓受眾了解疫情的嚴重情況，以提高警覺并及時做好防護措施。

在舉國共同“抗疫”的關鍵時刻，新媒體應當扮演者輸送社會正能量的管道，發揮自身優勢，發揮積極的引導作用，促使受眾不斷調整面對危機的心態，逐步從未知走向已知，從慌亂走向穩定。

3、豐富報道層次，拓展內容深度

由于新媒體“碎片化”的閱讀體驗，造成大眾對疫情的了解都是一些片段式的信息。為了滿足受眾深層次的信息需求，發生疫情這類公共衛生事件后，需要新媒體從業者加強對事件的深度分析和專業解讀，不僅僅滿足于對疫情的最新發展情況進行報道，還要不斷豐富報道層次，延伸新聞觸角，對事件進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度分析和專業解讀，讓受眾對事件由感性認識上到到理性認識。

新媒體通過深度分析和解讀報道也可以逐步培養受眾的理性精神，讓普通民眾成為“智者”，提高他們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事實上，新媒體從業者有很多都是各行各業的“民間專家”，完全可以發揮個人特長，深入事件內部，揭示事件本質，這樣的形式不僅能夠對報道的內容加以充實，還能使受眾對新聞事件的認識上升到理性高度，認清事件的本質內涵，從而引發更加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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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眾號： 唐言唐語（T-Speak）